供给制改革应当从需求侧着眼、从改革入手

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供给与需求相匹配，所以要从需求端出发，去考虑供给产品，并推动供给侧改革。

最近参加了一个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论坛。说实在的，其实我也不太懂供给侧改革，似乎是出口下降了，投资下降了，消费补不上，需求侧不灵了，就转向供给侧了。

那么供给侧是什么呢？专家说是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，还有创新。前三个都是资源，后一个是体制。

我的理解是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供给与需求相匹配，所以要从需求端出发，去考虑供给产品，并推动供给侧改革。

如果你要的是房子，我们只能供应汽车，这个改革就是不成功的。现在我们不是没有需求，是有巨大的需求，但是满足需求与提供供给之间存在很多错位。

比如让农民工进城，但城镇化的路在农民脚下，对于想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来说却有“3+1”的痛点：即农民没有进城落户的资本；没有公平的子女教育机会；没有无忧的社会保障；以及进入“后工业化时代”缺少充分的就业机会。

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提供这些供给，不能解决农民的痛点，农民就会用脚投票。全国卫计委的数据显示，全国的流动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，从2012年的2.3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3.1亿人，说明我们的城镇化并没有提供给农民更实惠的供给，也说明供给侧改革的力度还不大。

对于供给侧的改革，其实我们既担心改革的力度，也担心改革的方向。

再比如，近几年三四线城市住房怎么突然供大于求呢？

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耕地保护红线是18亿亩，所以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住宅用地供应年均只有6.48万公顷，不敢多供地，担心突破了耕地红线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住宅是供不应求的。2009年底，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出来了，忽然发现耕地变成了20.3亿亩，于是我们看到，从2010年到2014年，全国住宅用地供应增加到了年均11.8万公顷，其实三四线城市供大于求就是源于这几年土地供应的放松。

此前三四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经基本停滞，大多数城市每年人口增长不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，新增需求已经大幅下降。三四线城市不需要那么多的住房，却供应了大量土地。为什么呢？

显然，我们的城市土地管理机制是有明显缺陷的，土地出让的权力在地方政府，虽然国土资源部是有供地计划指标管理，但事实上，要么土地供应计划没有完成，要么土地供应超量，但上报计划却没有超标，只有到土地普查的时候才发现用地已经发生变化。有很多城市建了很好的公路，却用土盖起来一半，种上蔬菜，就是为了不让卫星遥感观测到，这说明我们土地管理的约束机制有些失灵，按照现有的模式是很难管理好建设用地供应的。这就需要大力推进改革。

一线城市有太多的住房短缺，但政府总是用抑制需求的办法去缓冲，却不肯通过适当提高供给的办法解决供求失衡的矛盾，实际上我们不是不能增加供给，而是没有想去增加供给，这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方向问题。

以上海楼盘为例，自2003-2015年，上海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合计1420万平米，按照户均80平米，大约可供应180万套住房，而同期住房销售178.5万套，可建的和销售的套数基本相当，可见上海是多么缺少住宅用地供应啊。

上海为什么不能多供应一些住宅用地呢？上海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边界，当然就不希望为外来人口供应更多的住房，但全世界大城市人口都是在增长而不是下降的，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更高，资金使用效率更高，人才价值提升更快，对于人口和资本的虹吸效应是不可逆的，上海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与世界趋势是背道而驰的，本质上还是抑制需求，却并没有从需求侧出发去思考供给侧改革。

如果上海从需求侧出发，在土地供应结构方面做文章，还是有可能的增加住房供应的。上海自2003年以来累计供应商业面积人均2.49平方米，而同期上海新增住房面积人均仅为8.22平方米，竟然是完全不成比例的。为什么不可以适当增加住宅面积而减少一些商业面积呢？

改革就是要看人民群众需要什么，政府和社会应当就提供什么，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物质与精神需求。

温州楼盘市20年土地使用权续期事件引起全国人民关注，国土资源部调查组很快赶赴温州调研，当然是希望尽快拿出解决方案，虽然这个案例涉及到法律打架，不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，但是通过改革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，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，恰恰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！

吴敬琏先生说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”，而不是操控市场、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“调结构”。可见，至少我们在城镇化与土地供给侧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